可惜他那些继任者们就走歪了路，心思不再用在政府财政管理，而是想方设法掏百姓的钱袋子。唯一一个李林甫所执行的《长行旨》，固然在度支行政层面用功颇省，但副作用和代价却是巨大的。
《长行旨》是指“租庸、丁防、和籴、杂支、春彩、税草”等每年需要度支造账的内容，其中相对稳定的条目固定下来，随事沿革，务使允便，从而达到人知定准、政必有常。
史载原本每年度支造账用纸五十余万张，《长行旨》颁行后，每州不过一两纸。看起来那是卓有成效，所以常常为人所称颂。
可问题是，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，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
社会发展开始停滞，各种矛盾迅速积累，人员的流动、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，政治生态较之开元中前期已经大为不同，边疆形势瞬息万变，军事上的投入更是逐年激增。
就拿安禄山所在的范阳而言，进入天宝年间后，每年各种各样的变化，在财政上所反应出来的变量，是每年一两纸能说明白的？
安禄山那几千名假子曳落河，他们的甲马器杖、军资费用，不知道当时是费了几张纸。
每年需要五十万张纸才能造成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，一道《长行旨》就能给搞到这么简约，这说明什么？
这说明本来可以从财政预算上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变革，被一道《长行旨》统统截留在了地方！
地方郡县你们的政务只要在长行旨符涵盖的范围内，便不需要奏闻于上，依此定式加以执行管理就是了。
上下行政沟通和传达的内容锐减，诸盘剥之臣的活动却异常活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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